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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化解萧军的牢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我评价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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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女儿不幸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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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与作家萧军接触不浅。萧军不是党员,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又远非一般作家可比,再加上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深为不满,如何与之相处,如何化解其牢骚,确属棘手之事。

陈琮英身材矮小,人很清瘦,幼时缠过足,没有入过学校门。她是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生于1902年1月16日,比任弼时年长两岁。由于两家世代交好,陈琮英自幼就与任家结成娃娃亲,来到湘阴县塘家桥任氏新屋,做了任培国的童养媳。任弼时此时在乡间上学读书,二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毛泽东一生读了许多文史哲经书籍,写了大量批语,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这是他写的部分批语。

毛、萧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点特别。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想见又担心造次,就派秘书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萧军询问:愿不愿去见毛泽东?萧军回答:我打算去五台山打小鬼子,只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这个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气容易给试探者带来心理波折。毛泽东毕竟是大政治家,你不来我就去。他专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访,还邀上丁玲、聂绀弩等萧军旧识相陪,一起吃了顿饭。席间话题主要谈论鲁迅。在毛泽东心目中,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以如此礼节待萧军,自然是注重其“鲁迅弟子”的身份和影响。

1918年,任弼时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后又转到长郡公立中学校。这是当时长沙府所辖12个县联合兴办的一所名牌中学。该校的学杂费很贵,曾给任弼时一家带来很大负担,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就在这时,陈琮英在长沙东门外一家小工厂,做了一名织袜女工。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每月省下的一点儿钱,用以补助任弼时上中学。就这样,任弼时终于读完了中学。1920年夏,任弼时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苏俄留学。临别时,陈琮英把两双亲手织成的棉线袜子递给任弼时,含情脉脉地说:“你放心去吧,家里的事有我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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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1940年正式到延安,对延安的氛围逐渐感到不适应,生出不少意见。一是不认同鲁迅艺术学院周扬等人的文艺观点,对周扬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他和罗烽、舒群等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作家尤为不满。二是认为延安存在着用人不公,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挟党自重,一些文化机构的领导不懂文化。据萧军1941年8月12日日记记载,他为此当面对中组部部长陈云说:“你是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希望你对那些不被理解的人要让他们有被理解的机会,究竟成问题到什么程度?要抽查,下面才不敢舞弊。”陈云表示萧军反映的一些事,“是他所没想到的”。三是在个人生活方面,萧军也遇到一些不顺,反映很激烈,比如在医院为妻子看病事甚至动刀子打架。总的来看,他认为,“党内: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份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国后,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同时又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当时有几个追求时尚的知识女性,对留苏归来的共青团负责人产生了爱慕之心。任弼时明确地告诉她们:“我已有未婚妻了,她是个织袜女工。”有人把这件事当成笑话,在上海大学师生间广为传播。虽然离家多年,但任弼时始终没有忘记供他读书的织袜女工陈琮英。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有这诸多烦心事,萧军萌生去意,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1941年7月15日,他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一万元路费,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谈一次。萧军在日记中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由此还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

1926年春,党组织派人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与任弼时正式举行了婚礼。此后,她就在丈夫的引导和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琮英总感到自己没有念过书,不识几个字,穿着土里土气的,很不适应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生活。每当她跟随西装革履的丈夫行走在繁华的上海街头,就不由得低下头来,生怕看到那一双双陌生而又充满讥笑的眼睛……

作为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如何评价自己和自己的著作,是一个有趣而耐人寻味的话题。这里,笔者挑选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自己和自己著作的评价四则,以飨读者。

毛泽东7月18日下午约谈了萧军,自然是挽留。谈话中,萧军先是表达了对周扬最近连载于《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的不满,还说他和罗烽、舒群、白朗、艾青诸人,联名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寄给《解放日报》,结果被退了回来。毛泽东表示,《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们就在自己办的《文艺月报》上登。同时嘱咐萧军把发表周扬文章的报纸和他们的反批评文章都寄给他。

“把头昂起来!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革命战士哪能低头走路呢!”任弼时总是不断提醒和鼓励他的妻子。

《毛选》四卷是“血的著作”,“是群众教给我们的”

据萧军日记,这次谈话的范围很广,说到张作霖、张学良、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和事。说到鲁迅时,毛泽东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萧军讲,“我看你如果不是从事政治,倒很可以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毛泽东笑着回答,“我是很喜欢文学的”。谈到正题,萧军反映了他个人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包括和别人动刀子打架的事,还说到延安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状态,诸如艾青的孩子死了等等。他提出的比较尖锐的意见有:党组织的纪律与边区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对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许多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的倾听,让萧军“起了好感”,在日记中说毛泽东“诚朴,人性纯厚,客观”。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芜湖、安庆等地巡视时,在南陵县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严刑审问后一无所获,就把他当作“共党嫌疑犯”押到安庆。党组织根据他在狱中的化名和口供,决定由陈琮英出面进行营救。陈琮英于是就带着女儿苏民爬上一列拉煤的火车先去长沙。陈琮英在跟任弼时的堂叔以及她的堂兄取得联系后,即请了一名律师,一同赶到安庆。开庭审判时,因“证据不足”,暂时休庭。陈琮英又赶回长沙,让她在长沙经营纬纶纸庄的堂兄暂时回避数日,由她充当纸庄老板。当省高等法院派人前来对质取证时,她按照丈夫的口供,理直气壮地说:“胡少甫是我店的店员,是我叫他去南陵收账的(被捕时身上带有80块大洋)。”对方恐吓她:“你说的是真话吗?”她说:“我是本店的店东,完全可以担保!”不久,省法院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为由,经由纬纶纸庄担保释放。可是,他们的女儿苏民,却因为乘坐拉煤的火车受了风寒,发高烧引发肺炎,而不幸夭折了。陈琮英因此悲痛万分。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他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这次谈话后,萧军又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情况。8月2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封信,直率地表达了对他的一些看法:

所谓“血的著作”,即是说,《毛泽东选集》是斗争的产物,是被逼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多次说,自己原来是个小学教员,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和责任感使然,被逼上革命道路的。面对强大残酷的敌人,要取得革命胜利,就逼迫着我们要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形成正确的理论。在此过程中要流血牺牲,因而是“血的著作”。

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所谓“是群众教给我们的”,即是说,《毛泽东选集》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民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不断学习特别是不断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并没有什么伟大,不过是从群众那里学了点东西。

这封信颇为讲究。面对萧军总说别人不是,毛泽东没有陷入具体评论,而是把化解其牢骚的钥匙,伸向为人处事之道。文辞表达既不隐晦,不躲闪,指出毛病又甚为得体。信的开头解释没有当面劝说的原因,是担心“交浅言深”,徒生拘束、尴尬乃至隔阂,这是符合常情的理由。对萧军提出的意见,则整体上做一回应,承认延安确实存在需要改正的不尽人意的坏现象,表明重视他反映的情况。接下来指明萧军不善调理人我关系的性格毛病,才是该信的重点。毛泽东直告,要“安心立命”,必须“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否则没有“出路”。话不在多,却很有分量,且也是事实,切中萧军主观上陷入痛苦的要害所在。接着评价萧军是“极坦白豪爽”之人,把萧军的弱点同他的正面性格联系在一起,由此拉近双方的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早年也属于坦白豪爽之人,他坦陈自己“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和此时的萧军并无大异,故对萧军的一些做法是能够体会的。最后话锋一转,说正因为同你“谈得来”,才做上述“提议”。

在其他谈话中,毛泽东也多次表达过上述两层意思。

这封信的实际效果如何呢?萧军当天回信毛泽东:“承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郑重感谢的!‘缺乏耐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等等,这怕是我半生来在家庭在社会……碰钉子原因的大部分。因为钉子碰多了,就有了硬壳,因为被误解被伤害太多了,就容易神经过敏,甚至总要提防着每个人,很少敢于放下格斗的剑!‘是朋友就伸出手来,是仇敌就拔出你的剑来罢’这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信条。”“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尽管没有表示马上改正自己的弱点,但毕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弱点和常“碰钉子”的原因。有了这个态度,纠结于延安文艺界是非的心情,或许会稍稍释然些吧。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会见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当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在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后说:“我们经过了28年的斗争,其中22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毛泽东当然知道,做萧军这类文化人的工作,不能靠一封信划上句号。8月10日晚上,他又约萧军谈话,很自然地把沟通内容聚焦到萧军的性格上。萧军当天日记记载,毛泽东谈到人是应该有个性的,不经过锻炼人的纯洁不可靠,还说自己不喜欢运动,《茶花女》这部小说可贵,等等。萧军提到张闻天批评他是“虚无主义者”,属于“不对等”和“有失身份”的指责,心里很不服气。毛泽东未做评判,反过来就所谓“战斗”的问题给萧军两条建议:一是针对敌人,保护革命者;一是针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目的是爱惜自己。意思是真正爱惜自己,就要克服自身弱点,这也是一场“战斗”。萧军在日记中说,“我们这次谈话是比第一次更透彻和随便一些”。

1963年9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斯时说:“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我向马克思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向敌人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

由于萧军常为延安“文协”的作家们鸣不平,第二天傍晚,毛泽东特意到杨家沟半山腰“文协”住地看望他们,实际上是想深入了解萧军代表的这群作家的真实情况。当时萧军、艾青、韦荧、白朗、李又然在场,具体谈了什么没见记载,倒是萧军的日记再一次反映他喜欢臧否人物:“我把艾青对毛泽东约略介绍了一下,同时用几句话打开这空气,才开始谈起来。艾总是想博得别人的同情,他讲了一些外面孔祥熙的故事。还好,今天他还没有过度表扬他自己,也没提到他的诗。我知道,毛对于他是一无所知的。为了‘知识分子作叛徒’的问题我几乎和他辩论起来,因为我看不惯他那讨好缺乏正义感的样子。”

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谈到打仗问题时说:“我打了25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1927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10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

由于此行没有见到罗烽和舒群这两位与萧军关系更近的作家,8月12日上午,毛泽东又邀约萧军夫妇、艾青夫妇,罗烽、白朗夫妇,以及舒群谈文艺界的情况,还请来中组部部长陈云一道听取反映。萧军在日记中说,“毛一直很兴奋”,“耐心地听,间或记上一笔”,大家“忘了隔阂”。中午毛泽东还留大家一起吃了顿饭。这次聚谈,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决文艺界存在的争论,并且让这些对延安文坛有些牢骚的人代他搜集相关材料。8月29日,毛泽东和胡乔木又找萧军谈话,萧军日记说,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于延安作风要作一番改变,党已经作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如:‘关门主义’‘主观主义’等”。

毛泽东说《毛选》不是“我的”,也包含着《毛泽东选集》是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这其中当然也凝结着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代价”。1962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当阿马里利奥谈到毛泽东的著作在巴西很受欢迎,毛泽东写的诗也很受欢迎时,毛泽东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是1946年到1949年的革命的不完整的记录,只是一个轮廓。要完全的记录那就多了,我们的报上有许多文章,别的同志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当拉格尔谈到相信巴西革命最后会胜利时,毛泽东说:“不是这些人胜利,就是那些人胜利。比如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了,这只是偶然留下来没有被打死的。总有人会取得胜利,这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领导,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带有偶然性的。”可见,革命胜利了,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已经牺牲的先烈们,他认为,《毛泽东选集》不只属于他毛泽东自己,更属于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人们。

到此,萧军大体已经服气,感到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文化人是真心的,有诚意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萧军此后不再提离开延安到重庆的事情,留下后也确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出了力气。当然,他的有些过激观点,遭致不少批评,算是人生经验和教训的积累吧。

我“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只有一篇好的”

回述这段往事,在领导干部如何化解纷争,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方面,有些经验值得体会。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大家,也是文章大家。那么,对于自己的作品,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看待的呢?

第一,诚意交流,取得信任。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1968年8月13日,他在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还说道:“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来化解纷争,是领导干部经常碰到的事。如果立意不诚,虚以应付,甚至着意掩盖,矛盾终究会积累起来,小问题可能变成大问题。毛泽东化解萧军人我关系冲突以及对延安一些现象的意见,起意很诚,决心不小,因而有不厌其烦的交流之举。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著作,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的说法,倒也实事求是。但这里,毛泽东主要是想说明自己的著作在现在看来是没多大用了,这当然是自谦之词。

毛泽东的交流之法,也颇为有道。一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哪怕对萧军不无偏颇或激烈的诉说,也耐心倾听,突显包容。比如说到萧军动刀子打架事,毛泽东给他台阶下:“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还表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这让萧军几番称赞毛泽东“从容宽阔”,“人性纯厚,客观”,是可以亲近的。二是交流中不是就事论事,甚至是无所不谈。如果专门就事论事地谈,目的性太强,对方或在情绪上便有抵触,不易说得通。因为随便谈,比如谈张作霖、张学良、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甚至谈到法国小说《茶花女》,谈自己喜欢文学,不爱运动等等。无所不谈的交流很容易转化为彼此间接触的兴味,甚至是意气相投的信任,适时提出某些批评,萧军也容易听得进去。

那么在之前的这些著作中,有没有毛泽东现在还能看上眼的呢?有,那就是《实践论》“还有点用”。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还说过:“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可见他对这两篇著作的重视。

第二,直面个性,指明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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