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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发展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将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邓小平最早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概念,并在领导改革开放中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的要求。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不仅要解决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也要解决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奠基之作。

各位领导、同志们:

〔摘要〕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决定作用,强调科学、教育在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创造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邓小平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促进了高科技及产业化的发展,为科教兴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辟了正确道路。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

大家上午好!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孕育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在“四个现代化”中的决定作用,强调科学和教育在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过程中的战略地位,创造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邓小平重视世界新技术革命,关注高科技及产业化带来的时代变革,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在基本理论、人力资源和体制变革等方面为中国科技的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逐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规范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践、时代特征和人民愿望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艰辛探索的成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最早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1987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概念,并在领导改革开放中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实践。他在晚年的南方谈话中,从促进形成制度体系角度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从而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目标。实践表明,邓小平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不仅要解决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问题,而且也要解决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奠基之作。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按照全国党史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安排,我作一个大会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光辉的业绩
不朽的功勋》。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同志光辉伟大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作为一位世纪伟人,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以原子能和平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机遇,并在中共八大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决策。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中,核工业、航空航天、电子等新兴科技产业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战略决策发生严重偏移。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视野中的科学技术发展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在根本制度确立之后,逐步形成具体有效的体制机制,形成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展开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1949年9月,《共同纲领》把党对新中国的构想确定下来。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原则。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

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对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60年代初复杂变幻的国际形势,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提升了国防的战略定位。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周恩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就被完整地提了出来。1964年,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了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此前,他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在党中央的领导下,60年代调整时期科学技术之仗打得有声有色,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也扎实稳步前进,并对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参见王素莉:《毛泽东与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略机遇期——兼论技术革命与尖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但是,随着经济调整的不断深入,毛泽东把调整中出现的一些事物当成“资本主义”的产物,把党内不同意见视为“修正主义”的表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成为重灾区,国防尖端科技的重点项目也遭到造反派的野蛮冲击,科学技术发展受到重创。

但是制度建设从来就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何况是在我国这样具有特殊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深重,整个国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外敌入侵,内乱频仍。连年战争和动乱,在摧毁传统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同时,建立起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这就使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建设面临着极端繁复的形势和任务。一方面新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不是传统制度的恢复或回归,而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因此,传统社会制度建设的原理、经验和手段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即将建立和建设的新制度,知之甚少,缺乏经验。正因为如此,在执政以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参考苏联模式到结合我国国情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当邓小平同志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华民族正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的志士仁人在黑暗中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最后,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是其中的一员。他自少年时代起就立志匡扶社稷,救国救民。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亲身体验了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耳闻目睹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和压迫,“工业救国”的幻想变成泡影。这驱使他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此后,他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一往无前、矢志不移。

1971年林彪集团的覆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3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5页。),最后由他们审阅定稿。邓小平排除重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提出的目标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4页。)。报告重申了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再次把“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它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当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

全面初步的制度建设奠定了我国制度建设的基本格局,展现了我国制度建设的核心价值导向。邓小平参与了社会主义制度初建的全部过程,并从一开始就对制度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批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抗日战争时期,较早提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解放战争时期,提出重要建议,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转变作出贡献,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称赞。他始终坚决贯彻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从领导百色起义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率领一二九师转战太行山到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从领导淮海战役到指挥渡江战役,从率军进军大西南到参加领导和平解放西藏,总是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站在革命军事斗争的最前沿,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立下赫赫战功。他以超人的胆识和卓著的战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毛泽东审定《政府工作报告》,表明他对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同。邓小平抓住这个有利政治条件,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重视科学技术。他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尽快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号召“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认为:当时的大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毛主席提出的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步计划所要达到的伟大目标,“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页。)。“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针对“四人帮”以“革命”压生产的诡辩,邓小平在方法论上运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两点论”加以反驳。他旗帜鲜明地说:
“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页。)搞科学技术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而此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在“左”倾思想的禁锢之下。毛泽东信任邓小平,“他真切地希望,邓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对‘文革’路线,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像周恩来一样,支撑起偌大一个中国国家机构的运行”(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8—339页。)。但是,邓小平复出后却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推动全面整顿,要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挽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

1950年5月,邓小平就指出:要组织和健全农民协会,建立或健全农民代表会及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使农民代表会议实际上起政权的作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逐渐起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在西南党政军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强调,要在“三反”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建设工作,即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直接参与领导了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和第一次全国基层民主选举工作。实践中,他深刻指出,选举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国家政治制度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选举法总的精神,就是如何根据国家的情况,规定一个合乎当前实际的最民主的选举制度。他说:如果说我们国家正开始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标志着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那么,选举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96页。)这个时期,在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还注意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尊重党外人士政治地位,大力推动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健康有序地运行和发展;他领导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新突破,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相当于省辖市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他积极推行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开拓了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此外,他还探索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措施、新办法,以增强经济制度的活力。这一切制度建设实践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进行艰辛探索

为了在知识分子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寻求突破口,邓小平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来统领“四个现代化”大局。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这些都要由现实的人来完成,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据此,邓小平就《论十大关系》讲话稿的整理问题致信毛泽东:“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论十大关系》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一度还把这个中心思想作为政治报告的总标题(参见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一切积极因素”,当然包括知识分子。此时,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了重要发挥,他强调要把人解放出来,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7页。)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正确认识,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缺乏准确判断,致使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了“左”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建设随之也经历了一段曲折和失误,新中国成立以后探索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好办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甚至被废止和抛弃。对一些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亟待形成的相互配套的体制机制建设也没有如期展开。社会主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状况日益突出,极大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为“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期性错误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中,制度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怎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邓小平同志积极、务实地参与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新中国建立之初,他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1952年他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党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在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十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1962年,许多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他对此明确指出: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同他以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1975年,邓小平推动整顿工作在军队、铁路、钢铁、军工、教育、文艺等领域展开的同时,7月中旬,他派胡耀邦、李昌到中国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并指示“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82页。)。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起草、修改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汇报提纲》)第一稿完成,这是科技工作整顿的纲领性文件。《汇报提纲》共分为六个部分: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汇报提纲》指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3页。)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提纲》的起草工作,多次开会讨论,发表了许多讲话,并亲自对《提纲》进行修改”(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86页。)。8月2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汇报提纲》的修改,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并请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6—87页。)胡乔木领会了邓小平的意图,在讨论《汇报提纲》的修改时提出:“要把主席指示排一下,指示就是我们的路线、方针。”(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第10页。)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和讨论《汇报提纲》。他敏锐地抓住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而毛泽东也曾经有同样表述这个关键问题加以发挥,对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提出严厉批评。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34页。)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化大革命”中的禁区,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这就为科学技术领域的整顿提供了指导思想,也为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提供了政策空间。

正是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8页。)。“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为了避免重犯历史的错误,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很多制度都要恢复起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同时,他也指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文化大革命”中,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后,邓小平同志直接感受到基层社会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再一次冷静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他强调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成为新时期全面拨乱反正的预演和改革开放的试验,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虽然他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地撤职、批判,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为粉碎“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9月30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汇报提纲》。毛泽东表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1页。),因而这个文件也就“没能在毛泽东处通过”(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87页。。此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引起了“四人帮”的惶恐,有人向毛泽东告状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谈出以上意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5页。),并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1页。),以此作为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底线。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上,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页。)。邓小平因拒绝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而再一次被打倒,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为“大毒草”。但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重视知识分子、必须抓科学教育的思想,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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